徐永光
2014-07-22 22:35:06   来源:互联网   评论:0 点击:

徐永光,194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法学硕士,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徐永光,194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法学硕士,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6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3月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并创建希望工程;2005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2007年5月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11年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潜心中国NGO事业20年,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主编《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南都公益基金会以“支持民间公益”为宗旨,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其实施的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被誉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他体验过多种路途上的人生。从日语翻译、高级官员、企业老总,到自由撰稿人,  徐永光
只有在公益事业这扇门前,他停住了脚步。一些巧合与一些必然重叠在一起,让他书写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历史。
1989年春天徐永光和几个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就这样诞生。19年来,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给无数渴望读书却又无力上学的孩子点燃求知的希望。他在帮助孩子们完成求学梦想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净化得如孩童般纯净透明。

这位中国最知名也最富争议的半官方公益组织负责人,选择加盟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为一名社会投资家。
徐永光已经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引退,转而成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操盘手,从一名官方公益组织的领导者转变成一名社会投资家。他运用南都基金会的资金进行社会投资,与商业风投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不同,他作为社会投资家追求的是所投机构的社会效应最大化。新公民学校是他的第一个社会投资项目。
从北京朝阳公园南门一路往东,经过北京绿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环外的马各庄,葱葱绿树和街心公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两旁的低矮平房与小五金商铺,和一座名叫“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小学。
这所小学,目的是要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9月开学之前,它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转变,一家名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机构介入了这所私人学校,为它提供155万元的资金,并且为之建立校董会,挑选校长。新校长胡益文将家搬到了学校,每天6点就起床迎接学生的到来,他在这里非常快乐,“因为看到学生们眼睛发亮精神好”!一学期100元的学费,和50元的餐饭费,就可以让孩子们穿着免费的新校服,在中午时排队到食堂打饭,然后对师傅说“谢谢”。老师们的月薪上涨了两倍,尽管只有1500元。
毁誉参半退出希望工程1949年出生的徐永光在30岁时开始离开温州。用了7年时间,徐永光从一个干事成为正局级干部,职位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在政治机构内部的升迁中,据说很多人一辈子也难以完成这一过程。
但是徐永光在这个位置上只待了两年。1988年,徐永光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时,祖籍温州的南怀瑾先生希望徐永光为自己运营他推动修建的“金温铁路”,这也是中国第一条无政府投资的地方铁路。但徐永光选择以1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徐永光
徐永光的个人网站上写道,“希望工程17年,募集海内外捐款逾30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89万人,建设希望小学12559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
从1994年香港《壹周刊》对希望工程资金使用的质疑开始,关于徐永光的争论就从未停息。日后徐永光总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他说这句话是南怀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诫他的:谤随名高。徐永光的脸柔和而毫无棱角,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头发总是梳理得整齐,总是身着并不昂贵的深色套装西服。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身处争议的漩涡中长达数年,曾经和《壹周刊》进行了6年的马拉松官司,并曾接受过8小时的律师当庭盘问。
基金会的进化徐永光自称,在1997年前后,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风头正旺时,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工程风险太大,我几次提出要结束。1997年时,我提出这是希望工程最后一轮”,原因是一个他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难题:“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社会组织:第一是政府部门;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非政府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应该是脱离政府的。但在官办的情况下,政府是管着第三部门的。从制度上讲,理事会应该是第三部门的最高机构,可是后面还有政府这个婆婆,到底是理事会大还是政府大?”
另一个难题是这些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专门的运营费用。从公众手中募集来的资金如果用来作为运营费用,必定难逃外界的指责。徐永光的解决办法是用募集资金投资,用投资赚来的钱做运营费用。这也是他备受指责的原因:投资失败、资金在谁的名下运作等等。
徐永光坚持在2001年辞去了秘书长职务,2005年他又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随后的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从当年11月开始筹办南都基金会。
南都集团的董事长周庆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温州人。18年前,“我离开政府做公益,他离开政府做商业;我看着他做大,他看着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扬天下,《福布斯》2001年把周庆治排在大陆百富第45位。
18年后二人殊途同归,“没有人说服我,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团投入三亿元,一亿元为注册资金,另外两亿元作为基金会的本金,徐永光则是操盘手。“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有三种:一种资助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一种培育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种资助学术研究和思想库。南都基金会是前两类。”徐永光说。  徐永光
这种新型的基金会和徐永光服务多年的半官方基金会截然不同。徐永光终于逃离了始终悬挂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因为他多年的公益组织经验,徐永光正是负责资金分配的最好人选,“我从2007年的7月开始项目招标,招标的资金大体是2000万元。这个钱要用来建设10所新公民学校。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率。我会选择优秀的机构,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以风投方式运作除了专业的投资团队之外,充裕的运营费用也让徐永光可以为基金会招募到可以长期工作的优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学的硕士,也有北大EMBA的毕业生。虽然我们的收入仍比商业机构低,但是适当的金钱回报可以让理想主义更持久”。南都基金会目前的中层管理者年薪10万元。
徐永光至此成为一个管理着专业团队的社会投资家。基金会的运作完全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只是社会投资家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举例而言,在新公民学校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投钱保证学校初期启动和三五年内的正常运行,却并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风投投入资金保证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运营和扩张费用,但却不会介入公司的管理。商业投资机构如投行和PE会帮助自己投资的公司建立董事会,南都基金会也会帮助新公民学校建立校董会,“校董会的任务是把握学校大势,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让学校成为自助和可持续的公益机构,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商业投资机构等待自己的投资产生丰厚股权回报;南都基金会则期待自己的投资能够解决尽量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不过徐永光面临着和风投同样的问题,手中握着钱,却不知道投给谁,“找不到好的机构,好的个人。这个行业太弱”,“到时候,徐永光有钱花不出去,才会成为新闻”!这笔钱在2007年是800万元,2008年将是1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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